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去年已经约为4400美元，跻身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一个名为“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学概念骤然摆在中国面前。发明这一概念的世界银行经济学家说，“达到中等收入后，能继续保持高增长率的国家很少”。中国步人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比日韩等邻国和墨西哥等拉美国家晚了三四十年，在这三四十年里，拉美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不能自拔；日本用了12年完成对陷阱的跨越：而韩国在逃离“陷阱”后，又对自己在2万美元的线上来回踏步感到不满。连续高速奔跑了30 年的中国，是否能承受降速后出现的种种不适？是否能摆脱“中等收入陷阱”这个国家经济发展的“生理魔咒”？有专家说，这对中国来说，有经验可循，但绝无“模本”可复制。

从中等收入到高收入更难

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个国家由于在经济快速起飞阶段积存了诸多矛盾，等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处于停滞状态，标志之一是人均gdp长期徘徊在3000美元到5000美元之间。而世界银行对“中等收入国家”的划分是，人均国民收入介于906美元与1.1115万美元之间的国家都属中等收入国家，目前能突破1.1115万美元上限的国家为数不多。

2007年，由印德米尔特 吉尔和霍未 卡拉斯主编的世界银行报告《东亚复兴——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首次提出“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概念，并认为拉美国家是长期无力摆脱该陷阱的“典型教材”。在报告中，这两位研究区域经济的世行“首席经济学家”将中国的经济崛起作为探讨东亚各经济体发展和面临挑战的大背景。两人对东亚经济的发展前景比较乐观，多次谈及顺利逃避“中等收入陷阱”而进入高收入阶段的经济体基本都在东亚，“能够连续20多年保持高速增长的国家很少，而达到中等收入后继续保持高增长率的国家更少”。报告提到，二战后有13个国家在25年以上的时间内一直保持高于7%的增长率，“如今在东亚有5个中等收入国家，分别为中国、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

“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一问世，就成了形容墨西哥等拉美国家的一个定语，现在它又成了研究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时髦词汇。2010年，我国人均gdp约4400美元，跻身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有分析认为，未来几年，如果中国的国民经济能以7%左右的速度增长，到 2015年时人均gdp将超过6()00美元，相反，如果gdp年均增长率低于4%，则2015年人均gdp就不能达到5000美元，中国就成了处在“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亚洲开发银行行长黑田东彦前不久表示，30年成功的经济改革使中国跃居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中国面临的挑战就是“如何在避免落人中等收入陷阱的同时，保持可持续发展”。英国广播公司5月1日在谈论“中国的中产阶层感受物价上涨之痛”和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时说，对“仍拥有世界第二多的贫困消费者的中国”来说，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国家攀升，比从“低收入”转变成“中等收入”国家要难得多。

香港《南华早报》5月8日一篇题为“亚洲真的能实现它的承诺吗”的文章认为，亚洲开发银行在展望未来40年的亚洲发展前景时认为，亚洲应该改进整体的发展策略，就中国大陆而言，其马上就要面临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

成功与失败的案例摆在中国面前

《南华早报》分析中国可能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是，中国多年来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达到上限，民众弃农务工的可能性越来越小，缺少技能或制度障碍也妨碍了生产力的大幅提高，“尽管庞大的经济规模或有助于中国躲过这个陷阱，但中国的收入失衡和管理问题十分严重”。而世行专家总结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的特点是：贫富和收入差距过大、人力资本积累缓慢、增长模式转型不成功、金融体系脆弱、蒡动力转移困难等。

国际上公认的成功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和地区是日本和以韩国为代表的“亚洲四小龙”。从1973年到1985年，日本用12年的时间完成从中等收入国家到高收入国家的跨越。但此后，日本经济也陷入新的低迷。日本大学经济史教程对本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因素是这样表述的：日本在这一阶段以“收入倍增计划”为政策导向，靠“国际重商主义”和自由贸易环境获得发展，而美日在军事和经济方面的同盟关系也为日本提供了安全保护伞和享受国际相互依赖关系的便利。同时，“软经济”的发展及其相对高收益、低耗能的特点为日本赢得巨量的财富积累。日本媒体举例说，“日本用一千克石油能生产超过10美元的价值，这比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至少要多十几倍”。

依靠政府主导国家经济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的升级，让韩国摆脱了“中等收入陷阱”，但韩国人并不满足，当地媒体曾算过一笔账：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后经济发展会进入一个快车道，一般人均gdp提升到2万美元不超过10年。而韩国用了16年。相比之下，日本只用了4年，英国是8年，美国是10年。韩国《中央日报》去年底发表社论说， “只有摆脱人均gdp2万美元，才能成为发达国家”，过去10 年韩国经济落人“2万美元陷阱”不能自拔。 有成功的教材，便会有失败的案例。墨西哥上世纪70年代成功晋级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墨西哥奇迹”。但时至今日，墨西哥的贫困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46%。墨西哥《至上报》认为，墨西哥深陷“中等收入陷阱”，与政府上世纪80年代开始采纳美国开出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药方” 有关。“去国家化”、全面私有化、市场自由化和紧缩银根等改革措施，让墨西哥彻底成为美国的一个附庸经济体。《环球时报》记者在采访多位墨西哥学者时听到的结论是，经济发展只让某些利益集团受益，而税收等体制政策向富人倾斜，使国内贫富差距不减反增。墨匿哥官方经常发布有关经济增长的乐观预期，但街头各式各样的乞丐却成了这个拉美国家的一大“景观”。

阿根廷的情况也是如此。阿根廷科技研究理事会的两位专家近日在分析“中等收入陷阱”对阿根廷社会的改变时说，始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危机持续而深刻，使得数以万计的中产阶级和原已脱贫的穷人家庭收入缩水，甚至跌至“贫困线”以下。

通过劳动密集型产业，马来西亚上世纪80年代成为“亚洲四小虎”之一。但从1992年开始，“中等收入陷阱”已经困扰马来西亚20年。去年，马来西亚制定《新增长模式》方案，希望能摆脱这个陷阱。《方案》最后仿照奥巴马当年竞选美国总统时抛出的一句极有鼓动性的话说：“是改变的时候了：马来西亚值得如此。”但马来西亚人也明白，自己是“小国经济”，国内贫富差距仍在扩大，迈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并不容易。此外，“中等收入陷阱”对一些新兴经济体来说，还显得有点陌生。越南近些年的经济增长迅速，被外界称为“摘掉了低收入国家的帽子”，但2010年人均 gdp也仅为1200美元。

找好对策解决“中年危机”

日本学者对“中等收入陷阱”的研究相对深入。在一些日本经济学家看来，“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概念是指从“国富模式”向“民富模式”转变时的失败，或从“传统发展型国家”向“新型福利国家”跃升时的失败，要克服这种“发展魔咒”，国家经济发展所依赖的资源和方式就需要及时变化。庆应义塾大学经济史学家早川光一郎打比喻说，一国的经营就像一个人一生的经营，一个40岁的公司职员，需要在“中年危机”到来前进行成长方式和心态的自我调整，而国家同样如此。日本《周刊财经》在分析拉美经济危机时表示，每个经济体都面临“阶段性的成长极限”，提前准备和努力适应不同阶段“成长的烦恼”是国家宏观经济决策者的首要任务。

中国怎样才能迈过“中等收入陷阱”，是国内外经济学家关心的话题。有学者建议，调整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做到真正藏富于民、让老百姓真正享受经济增长的成果。还有人强调，要提高劳动队伍的技术水平和创新性，建立成熟的金融系统等。中国人口经济学专家田雪原近日提到，要研究“中等收入陷阱”与“人口城市化陷阱”之间的关系，找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新思路。

香港《亚洲时报》3 月4日评论说，急于摆脱 “中等收入陷阱”的中国，在2010年决定同时实施 “16项大工程”，包括高科技、制药、国防和太空项目等。这显示出中国的投资和发展重点转向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领域：保持高速发展，为就业者提供具有吸引力的工资，并为中国高校毕业生大军提供适当和令人满意的工作岗位。美国《时代》周刊财经资深记者迈克尔 舒曼认为，每一个经济曾经突飞猛进的亚洲国家都遭遇过这一“陷阱”，或正在与之搏斗。随着工资和成本上升，不具创新力和技术的经济体就很难提升价值链中的位置，会长时间停滞在“中等收入陷阱”中。中国的决策者已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随着劳动力成本上升，中国也会像韩国那样“出牌”。

别太迷信某种“魔咒”

提出“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概念的两位世行首席经济学家，最近几年在不同的报告或文章中还讨论过亚洲中等收入经济体如何避开“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他们的建议是加强创新、政府管理、教育、技术、缩小收入差距及打击j 腐败等。在他们看来，中等收入国家要成功迈向高收入国家，跳出“中等收入陷阱”并非易事。

谈论“中等收入陷阱”时，总会与一国的贫富差距挂钩。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经济学教授恩里克皮特斯认为：“贫富悬殊过大，经济总量的扩张未能成功转化并实现‘民富’目标，是墨西哥这30多年来难以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一大症结。”对此，纽约市立大学经济学家陆洲认为，“中等收入陷阱”指经济增长停滞，“贫富悬殊”指收入分配差距大，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贫富悬殊不是用来判断是否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标志，但是贫富悬殊导致的社会问题可能会引发一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值得一提的是，“中等收入陷阱”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经验性”的概念，因而很多时候不能以一个“僵硬的界限”或标准来认定一个国家是否进入了该“陷防”。有日本学者说，国家的资源状况和外部发展环境有较大区别，如果过分迷信某种意义上的“魔咒”，国家本身的经济战略空间就会被人为削弱。